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分划的问题严重，虽然调控政策纷纷出台，但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依然飞涨，三四线城市库存加剧。刚需人群何时才能买得起房？似乎成为了忧国忧民的大难题。除了房市问题亟待解决，近四年来，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，也呈现了双升的态势，监管机构也表示正在研究银行业债转股的相关问题。相比上一轮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清理，如今面临类似挑战：201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1.67%，关注类贷款占比3.79%，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占比达 5.46%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口径的此数据或更高。若经济进一步下行，估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问题贷款比率可能会在10%左右，一些区域性小银行的不良率或更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化解银行不良贷款风险成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。
针对这些受众关心的现实问题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，前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在接受《首席对策》专访时，表示： 从宏观审慎角度，一定要阻止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。而推广一种新的住房保障品种——共有产权房，即政府，开发商和个人分摊比例来买房，可以有效解决低收入者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。同时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必须推进建设大都市圈和卫星城，从城镇化的角度解决长远问题。
此外，姚所长提出“债转优先股”而非“债转股”，作为去杠杆的可行选择。僵尸企业尽早进行坏账核销，对可以救活的企业实行“债转优先股”，把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银行面临的信用积累的风险的上升，放到长周期考虑，以时间来换空间，一石三鸟，既降了企业成本，又部分去了杠杆，实际上又给企业部门注资，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金融风险，使得银行部门能够既充足地补充资本金。在兼顾考虑尽量避免道德风险的基础上，利用股权未来增值收益抵补当前贷款损失和时间成本， 债转股企业的重整提升至为关键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纷纷出台，但是我中国乐鱼体育官网们看到，一二线城市的放假依然猛涨，三四线城市的库存还上升了15.7%，刚需人群还是买不起房，针对这一现象，您认为有没有政策办法予以解决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首先要防止一线城市的泡沫，不能说中国的一线城市买下半个美国，就像当年日本一样，这个泡沫终究会崩的，所以这个我想是 从宏观审慎角度，一定要阻止泡沫风险，我想这是很致命的。同时大家看主要房子的库存还是在三四线城市里头，那么也看到我们进城的农民工，2.6亿中，只有1%的农民工在城里买了房子。将来我觉得能不能无论在三四线还是一二线， 给农民工，还有给城市的中低收入者，将来有共有产权的房子，就是开发商出一点钱，或者地方政府出一点钱，让农民工或者低收入者也出点钱，用共有产权的形式把这个房子先买下来，将来他乐鱼中国官网https://sh-leyusports.com/有钱以后再逐步付剩下的产权，我觉得这种模式能不能在国内推广.
同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将来也不一定完全把一线、二线城市，或者三、四线城市分划割裂，将来中国不是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，应该走大都市圈，就是很大都市圈，所以周边的城市可能也挺好的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所以城镇化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对，城镇化关键是造就国际性都市圈，不要来回在大城市和小城市摇摆，而是大都市圈，这样才是我觉得未来中国的走出去之道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可以建一些卫星城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很对，是这个这意思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供给侧改革既有实体经济的改革也有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，我们看到李总理在演讲中提到，我们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债转股，它有没有潜在的风险和后患？您怎么看。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我觉得非常赞同克强总理提出债转股，实际上早在1997年，我们的周小川行长就曾经写文章谈到债转股，在2015年时候，我跟诺亚财富的首席研究官金海年博士，我们也尝试性地提出了债转优先股，近年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跟踪研究，主要还是债转优先股。
我想这个对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，可能会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，其中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大家都比较清楚了，其中有一个是去杠杆，企业部门去杠杆，我们国家整体杠杆率并不高，大约是GDP的250%，但是其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全球最高，是140左右。这个要去杠杆的任务，这是非常艰巨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企业降成本，主要指的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部门的成本，一个去杠杆，一个降成本。另外我想在金融行业还有一个化解金融风险，严守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，实际上就是双底线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我想怎么能做到又是去杠杆了，又降了成本，还能化解金融风险，我觉得债转优先股可能会有一个出神入化的效果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这里面有没有道德风险需要我们加以防范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说一石三鸟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债转优先股，主要是银行贷款，银行贷款大约有100万亿左右，我们的银行坏账率是连续在上升的，大约在 1.7%左右，全球比还是不高的，但是还是在继续上升，这个上升坏账大约在15000亿左右，我们的拨备应该在1.8万亿左右，我们的拨备整个是比较充足的，大约拨备率在120、130之间。但是看到主要是银行业黄金十年可能已经过去了，银行利润今年或者以后时期可能就是零增长，就是每年银行业增多少钱呢？净利润是4万亿，以后就零增长，所以这个利润就有两块作用，一块是要处理不断上升的坏账，另一块就是还要补充资本金，因为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还是不断壮大的，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说了，M2增长大约在13%左右，社会融资总量也是在13%左右，这就要求银行信贷有一个相应的稳健的增长。银行肯定要支持实体经济，所以这个会有矛盾，就是你这个利润已经停止增长了，你要处理坏账可能在补充资本金上会出现困难，补充了资本金，这个坏账上升怎么处理？因为你的拨备率，我们觉得还会再下降，就是整体，特别是中小银行可能会降到100左右，甚至以下，大的银行还可以的。
这两个矛盾似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，那么怎么做呢？ 我们提出要债转优先股，就是一定要吸取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教训，不要债转股，不要债转普通股，因为银行对非僵尸类的企业，我们说这些企业不是僵尸，僵尸企业要早点去僵尸，早点进行企业坏账核销。但是不是僵尸，救一救，减轻企业负担，还能活过来的这些企业，实际上是可以债转优先股的，银行是没有能力，或者专业技能去派董事到企业里去的.
我觉得这一点，日本经验是很惨痛的。那么也注意到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经验，比如说救助它的保险公司AIG，包括救助通用公司都是债转优先股的方式。优先股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派董事去企业里头，但是你这个优先股的好处在于从清偿角度来说，是在债权之后，股权之前，普通股之前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企业盈利了是先给优先股的，一旦有盈利先给优先股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平衡，我是不管你企业的事，但是我是在你的普通股得到分红之前先分红，它有一个优先级的。这样的话可能银行更好的有一个保障，大家想想，如果非僵尸类的企业，救救能活的话，你还是让它再还这个债，还这个利息，包括还本付息的话，企业可能就不行了。所以真正你说在我们国家很多现实情况下，首先是如果企业出现破产的话，员工的利益是不是要得到保证？很多的事情，所以银行不一定拿回来这钱，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你转普通股又没有能力管企业，而不转成优先股？优先股是让企业喘口气，松口气，然后它能活下来，才能保证员工的就业，可能过了三四年、五年甚至十年时间，企业就好了。
所以从全球来看，债转优先股，它可能的比例就是能够回收的比例在60%以上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比较乐观的。所以一方面把我们的一些企业给救活了，大家想想，假如说我们预计将来的未来， “十三五”期间如果要这样操作的话，至少要转大约4万亿左右的优先股，4万亿是量比较大的，未来，我说不是“十三五”，还有十年左右，量比较大。假如我们转了4万亿的优先股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企业降成本，这4万亿优先股短暂时间不一定需要还利息了，4万亿相当于，假如5%的利息，假如一年少还2000亿，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营改增， 营改增的效果很大，实际上是每年给企业减负才是5000亿，所以这个效果是不是很大？同时如果是4万亿，以前是债，现在转成股了，我们相当于给企业部门注资，企业部门是不是更好的多了资本金？当然你说银行利润就会减少了，以前它有一个净利润收入，但是银行避免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企业，救救能活的，最后不行了，不是僵尸了，最后核销了，你啥也没捞到，啥也没捞到以后，4万亿将来会形成减计资本，根据新的国际会计资本，所以你到哪儿去补充资本呢？你至少转成优先股了，还在资产负债表上，不用进行减计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把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银行面临的信用积累的风险的上升，咱们放到一个中国经济长期的角度，可能10年、20年的时间，以时间来换空间，这样的话能够更好地一石三鸟，既降了企业成本，又部分去了杠杆，实际上又给企业部门注资，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金融风险，使得银行部门能够既充足地补充资本金，同时不要减计，这样可以用多重手段来核销坏账，比如说僵尸的要尽快去掉，很大一部分要转成优先股，剩下的可以利润再核销一些，我觉得这样比较从容就能一石三鸟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听起来都很有道理，我们看到有经济学家同样认为，这种债转股的方式只是把问题拖延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病症。就比如说一个人患了癌症，应该截肢，但是你反而把病灶转移到了心脏，是这样的一个看法。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不是，我觉得这个经济学家可能说的不一定对，因为中国经济，我们现在是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，我们进入新常态，我们在全球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我们现在面临这个问题，在未来的“十三五”和“十四五”要集中推进供给侧改革，所以在经济下行压力是个阶段性的。虽然我们将来的潜在增长速度比现在还会更低一些， 这是没关系的，因为我们经济总量比较大了，所以首先咱是健康的，我们只是更加成熟而已，我们逐渐地消化带来的4万亿，当时的刺激带来的情况，同时也逐渐要解决企业部门的问题。所以这叫做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，只有把短期和长期的得到一个均衡解决，中国经济才能够行稳致远。
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要用中国特色，咱就用债转优先股，不是普通股，债转股我认为是有问题的，而应该是债转优先股的形式，咱们就是点石成金，让现象出神入化， 一石三鸟，一下咱就没什么问题了，我觉得问题就不是很大了。但是你刚才说的会有道德风险，本来这个是僵尸的，结果你在银行中给甄别了，整成了优先股了，最终它也还不了了，这是一种吧？第二种就是这个企业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逃债，转成债转优先股是假的，逃债是真的，这是有可能吧？第三种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法制也是不健全的，真是银行给它转了，转了以后，企业好了的时候，特别是地方政府觉得心里挺难受，不光企业难受，说你看又好了，股份又很多了，那我还是还你债吧，又说话不算数了，所以这个优先股的股东的利益不一定能得到保障，我觉得这里有道德风险，包括我们法制不健全的，我觉得还是要从法制建设角度推进， 优先股咱转了，将来无论是累积分红也好，还是怎么样分期分红也好，还是要保证银行体系利益的，这是银行跟企业的个案处理。一旦形成了个案以后，无论将来是好坏，要尊重这样一个结果，特别是地方政府要尊重结果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按道理来说，它可以减少银行的坏账率上升的情况。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对，是坏账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我们看到从2011年下半年到现在以来，将近有四年的时间，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以及不良率都呈现了双升的态势，而且世界银行前首席金融专家王君的研究也表示，大约五年的时间，银行业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并购、重组和破产，对此，您有什么样的看法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我觉得王君说的可能是过分悲观了，因为中国整个坏账率，整体是不高的，不到2%嘛，而且经济还是属于中高速增长，主要中国也是满足了巴三(巴塞尔协议三)， 我们还有全球系统的重要银行，像工行、建行和中国银行补充资本金，这个也是能够达到标准的。我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很重要一点，我们要警示这个风险，比如说银行坏账率的余额和坏账率的上升，包括企业现在负担比较重，所以我觉得咱用债转优先股，一招致敌，我觉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我担心的就是中小银行，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会有一些并购，这也是正常的，银行经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，倒不会出现大面积并购，就是中国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银行风险，这个是没有的。
我们想做的就是提早做点准备。但是银行债转优先股以后，暂时放弃一些利益的所得，它会舍不得的，这里银行也要认识到，就是你不放弃，企业不行了，最终是拖累银行的，就是这个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，包括银行部门的关系，它要形成共赢的关系，这次主要是实体经济向中高速的转型给我们银行带来风险，倒不是银行自身产生的风险，这个是小的。 关键让实体经济要稳住，稳住以后，我觉得我们再用多渠道的化解银行坏账，包括及时处理一些僵尸企业，减少利润，继续稳健经营、补充资本金，同时债转优先股，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，不会出现刚刚所说的那种情况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营改增如果说能够全落实的话，将对企业减轻多少的负担？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考量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我们估算了一下， 营改增全面落实大约在5000亿到6000亿，金融部门也是相对减轻了，总理不是说了每个行业都要减轻嘛，也是相对减轻的，实际上对金融部门也挺好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效果。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我们要去产能，总理说又要保就业，既要防止出现大批量的就业的情况，又要破除僵尸企业，这方面怎么样解决和平衡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我觉得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减轻企业负担，因为企业负担还是过重了，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负担过重了，同时要化解金融风险，这样的话，通过新的创新的手段来做的， 就是债转优先股，这个需要各个政策的配套，比如说《银行法》的43条，银行不能投资企业，如果投资企业，风险权重是1250，但是《巴塞尔Ⅲ》，包括我们银监会出的办法，都没有说优先股会怎么样，只是说普通股，能不能国务院特批，允许银行业持有企业的优先股，同时这部分的风险权重，咱就比照贷款，100也行，或者是50也行，这不挺好嘛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中国的调整，也是不违反巴三的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早点做，43条要早点松动，同时风险权重要急速，就是尽快调到100以下，我觉得允许银行有动力去处理这样的企业，甄别这样的企业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有哪些困难？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瓶颈需要我们去突破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认识它的迫切性，就是不债转优先股行不行，肯定不行，不要有侥幸心理，我们要一石三鸟，一招致敌，突破《银行法》43条，要赶快做相应的效果，包括允许银行持有优先股，同时银行持有优先股之外，它这个风险的权重要降到100以下，这样银行有动力，同时银行比如说它可不可以累计分红啊，包括将来累计分红最好由银行跟企业自己去谈，累计分红是算税前，是算利息抵扣还是算分红？我觉得这个事情税务部门要早点明确。
因为咱们国家对优先股不熟，实际上银行也发了很多优先股了，这个优先股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品类，创业公司可以发，银行本身也可以发，补充一级资本，银行债转优先股也是一种，我们觉得有10万亿的市场。所以这个10万亿市场还要流动起来，造就优先股的二级市场，银行如果投了优先股，持有了优先股，咱们转成了4万亿优先股的话，将来肯定要卖掉的，还有市场，这个市场在哪里？要赶快去造就。
所以我觉得从会计制度，从风险权重，从《银行法》的角度，还有从税务角度，还有从咱们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角度，还有从法官的判例角度，比如说法院得支持，这个优先股如果不还，你得支持这个持有优先股的一方，不能让它觉得委屈，这些都要做到这一点，我觉得多方面来推动，而且银行要敢于跟实体经济做一个平衡，就是说咱们放弃一点短期的利润，让实体经济好一点，我们收回来这个钱还是大概率事件。所以我相信需要整个的社会、学术界、理论界、实践层次都认识到这个问题，要找到一个中国特色的，对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去杠杆、降成本、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解决之道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债转优先股。
第一财经李策：债转优先股，在我们的初衷里面是可以分散风险，然后可以因地制宜，但是有一种声音认为银行可以低价拿到股票，然后他乐鱼体育官网们可以获得一种保护，您对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质疑？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它拿什么股票呢？你指的是拿企业的股票，是吗？
第一财经李策：对。
经济学家姚余栋：这个事情要让银行，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比如说一个企业，可能这个企业就还不起这个利息了，本金可能还不起了，你看看是不是僵尸企业，不是僵尸企业的话，还有没有救，这是银行自己要去靠专业水平来甄别的，如果能有救的话，这个兑价怎么兑，你可以把当时多少债百分之百转成优先股不也行了嘛，也不一定低价，怎么低价呢？这要跟企业来谈，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化的，但这个市场化是要谈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法。总比最后企业不行了，然后需要对簿公堂，最后啥也拿不到好，所以这个需要银行更多地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，同时积累更多的案例，也造就这样一个市场，逐渐找到一个公开合理的兑价，我相信还是能够解决的。
(责任编辑：DF07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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